融媒体中心有哪些特点？有什么机遇？

中央宣传部此前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但如何从媒体演进、产业发展和技术实质上理解“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新兴事物?

县级融媒体平台“圈地”正当时

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一个月之后，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中央宣传部明确对在全国范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安排，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上述政策要求正式掀起县级融媒体中心推进浪潮，而其中的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工作也成为各方关注乃至争抢的重要“蛋糕”。

201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广电总局同时配套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合规范要求》(GY/T321-2019)。但这两项标准并未明确提出“一省一平台”的要求。这一方面或是考虑到各省发展差异大、各有本地化特征;另一方面，这也决定当下的县级融媒体平台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圈地”竞争的问题。

对待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正确姿势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核心功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融媒体新闻中心的工作，所以县级融媒体技术平台也绝不仅仅只是“中央厨房设这一工作。笔者认为至少要从两个角度看待县级融媒体中心及其平台。

第一，从媒体融合与转型的角度理解县级融媒体中心;或者说，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融合”这一概念的子集。对于传媒机构来说，信息化背景下的媒体融合可以视为“一个人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和本质，必须符合媒体本身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要结合具体条件顺势而为。因此，要理解媒体融合，必须理解媒体价值及其演变，要深入理解媒体的内容价值、媒体作为信息入口的价值，以及信息化背景下的演变。实践媒体融合，要从顶层组织机构设计着手有效推动集约化管理，要有效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创新，要应用新兴技术实现产品创新，要认真考虑新一代团队的建设与激励问题，还要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等。而县级媒体融合中心就是要在县域这一层次考虑上述媒体融合问题。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平台(生产平台)建设工作，而至少是一个持续的运营服务中心的建设发展工作。

第二，从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建设的角度考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中央之所以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国34个省级、334个地级、2850个县级行政区中，县级区域人口占7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下沉，县域人口正成为互联网用户的主体，中央希望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将主流媒体的声音更好地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并通过融媒体中心可能的信息服务等业务拓展与创新，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按照台网协作专委会秘书长曾会明的理解，所谓“引导群众”就是发挥媒体的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巩固、加强宣传舆论阵地，提升基层政府的执政与管理能力。这是媒体的社会效益或者说“外部效应”;所谓“服务群众”就是政府执政与管理的目标，这同时也是县级广电在媒体融合发展中的市场机遇，是融媒体中心作为公众媒体，利用新兴技术与“智慧城市”及各行各业紧密连接后可以达到的经济效益。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除了考虑传媒资源的整合，还需要考虑与县级政务资源紧密结合，以“新闻+智慧城市”的业务形态，促成“新闻舆论+政务服务”的新型治理平台;进一步，县级融合媒体中心还可能与旅游、教育、医疗等行业服务相结合，在满足用户本地新闻资讯获取与交流需求的同时，也尽量满足其获取本地民生服务、电子政务、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需求。简而言之，媒体融合不单单是广播电视等媒体行业转型发展的问题，它已经上升到关乎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建设的高度，同时也是广电作为本地化媒体机构的重要发展机遇。

第三，县市级融媒体技术平台作为区域性媒体专属云，不仅需要在现有架构下确定建设标准与规范，更要逐渐摸索跨域的业务协作，包括电子政务接口和智慧城市各类接口，以及与外部互联网新媒体的对接协作。县级融媒体中心潮流导致跨地域的媒体融合技术平台不断涌现，其技术实质是传媒领域“区域专属云+私有云”，即省级机构融媒体平台作为行业专属云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对接。但县市级融媒体技术平台即区域性媒体专属云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工作，其建设权不应该成为各方争夺的”唐僧肉”，而是事关媒体资源与政务的汇聚集中、提升县域治理的关键。区域性媒体专属云的大范围启动亟待顶层设计与有效规范：融媒体平台的建设主体是谁?运营主体是谁?它与智慧城市/政务平台的接口管理规范?跨区域协作模式与目标是?与互联网新媒体云的接口规范/谈判空间?或许，未来媒体专属云能否在与新媒体对接中能否获得更高的谈判权，或是媒体融合成功的标准之一。